“央视的工作人员向我证实了足协这次确实把我封杀了，他们让央视体育节目不能再请我作嘉宾进入直播室，并称这不叫封杀，只能叫‘保证中国足球舆论和谐’。

这是我当足球记者18年来，被足协第七次封杀。以前被封杀我很难受，现在被封杀我把它当作一个娱乐事件看待……”《足球》报体育评论员李承鹏第一时间告诉记者他被足协封杀的消息。

从第一次封杀到第七次封杀，李承鹏都记忆犹新，他说要不是经历了这些次封杀，他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红”。

李承鹏与黄健翔都是足协眼里的激进派人士

第一次被封杀：“一边数电线杆一边掉眼泪”

■第七次封杀是封杀央视的后续行动

青年周末：最近，你在博客上透露你被足协封杀了……

李承鹏：（打断记者）对，这次被足协封杀已经是我当足球记者以来第七次被封杀了。

青年周末：你怎么知道自己这次被封杀了？黄健翔在博客上还写文章力挺你：“足协怎么封杀李承鹏，你们都封杀他N多次了都没封杀住”。

李承鹏：央视的工作人员向我证实了足协这次确实把我封杀了。首先，《足球之夜》是不可能在奥运会之前做这样的谈话类直播节目了；其次，我在央视做节目引来中超公司的不满，他们给央视和我的单位《足球》报都打过招呼，说他们有一些压力，就不让央视邀请包括我在内的激进派嘉宾进入直播室，并称这不叫封杀，只能叫“保证中国足球舆论和谐”。这次封杀应该跟《足球之夜》我给谢亚龙打不及格有关，是足协封杀央视的后续行动。

■两篇评论遭到第一次封杀

青年周末：你还记得足协第一次封杀你是在什么时候吗？

李承鹏：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6年9月1日。甲A联赛某轮山东泰山主场对四川全兴的比赛中，当值主裁判有利于主队的一些关键性判罚让濒临降级的客队遭受了惨痛失败。当时，我是一个足球周刊的执行主编，被邀请去电视台做解说，我觉得这个裁判太黑了，回来就写了两篇千字评论，一篇是《斩断黑手》，还有一篇是《改革改到哪里去》，矛头直指中国足协和黑心裁判。

这两篇文章登在了《四川体育报?足球风》头版头条。报纸刚一上市便在成都街头一抢而空。当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看到文章后很不高兴，找到四川省体委领导，几天后，有关部门对我做出了“停职反省、深刻检查、回家待命、以观后效”的处理决定。

青年周末：面对这样的处理，你有何反应？

李承鹏：当时四川省体委的一个书记开大会批判我说：“你这样迟早会犯大错误的，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当时才24岁，说话比较冲，我说如果足协觉得我写的事实有误，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不过，领导才不会理会我说的这些，直接给我停职了。

■停职期间天天数街上的电线杆子

青年周末：停职的那些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

李承鹏：停职反省意味着一个月只能拿七八十元钱基本工资，稿费和岗位津贴都没有了。我不敢告诉我妈我被停职了，为了不让她起疑心，每天早上我照样准时出门，装作上班绝不能迟到的样子，然后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一天。我突然发现数电线杆子是一种非常巧妙实用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同时还能够培养人的记忆力、注意力、忍耐力、意志力。我经常是走着走着数着数着一天就过去了，有时数着电线杆子我就开始掉眼泪，觉得很难受。当时我比建筑工人都清楚那条街有多少根电线杆子。

我到现在依然保持着一个嗜好，无论开车还是走路，总要不自觉地在心里数街道两旁的电线杆子。几年前，我坐在朋友车里，路边站了很多人，我朋友说这至少有二十几个人，我立马跟他说：“你错了，没那么多，一共17个！”

■第一次封杀一个月内换了两份工作

青年周末：这段日子听起来真够苦的，那每到发工资的时候你是怎么应付父母的？

李承鹏：那时候我每个月都给家里交50元钱，我没钱，就管兄弟们借，封杀了两个月，我借了两个月的钱。后来，一气之下我就辞职了，去了《华西都市报》。我当时签了正式聘用的合同，但《华西都市报》的领导觉得我这个人写的文章太猛，就不让我署本报记者，只署“李承鹏”三个字，后来我就离开了《华西都市报》去了《成都商报》。足协第一次封杀我之后，我在一个月内换了两份工作。

七次封杀：“每次解禁都是下次封杀的开始”

■足协内线透露的新闻被打成假新闻

青年周末：到了《成都商报》你还被人视为“问题人物”吗？

李承鹏：当时《成都商报》是个市场报，限制没有那么多，我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不过，在1999年，我就遇到了第二次被足协封杀。当时我已经是《成都商报》体育部的主任，我底下有个责编，他的同学在足协工作，经常能给我的责编透露一下足协的内部消息。有一次，这个在足协工作的人给我的责编透露说国家体育总局下了红头文件，说足协副主席王俊生下课了。这在当时绝对是独家的重磅新闻，我就跟责编说必须得看到红头文件，责编就问他的同学到底有没有红头文件，足协的同学说肯定有，他已经看见了，只不过他拿不到这个文件。责编就写了一篇稿，我当时把这篇稿子又压了三天，当时四川的报业竞争很大，有独家都会争着发，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把稿子发出来了。结果，稿子一出，足协就说这个新闻是假新闻，我就遭到了第二次封杀。

■写检讨外加请领导吃饭才解禁

青年周末：足协说你是假新闻这个“罪名”很大，这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李承鹏：我给足协新闻办写了好几份检讨，他们让我从灵魂深处检讨自己的错误，每篇检讨都得有2000多字。这次被封杀时写的第一份检讨还被足协打回来重新写。我还和分管我的报社副总编来到北京，找到足协领导承认错误，并表达对中国足球的热爱，还跟足协领导吃饭，有些足协领导还帮我从中斡旋，争取早点解禁。足协领导当时对我的评价是“虚心认错，坚决不改”。后来，有个足协官员跟我说，王俊生当时确实已经被调离了，但是由于我们把这个消息给捅出来了，反而让他多待了半年。在王俊生确认调离后，我才被正式解禁。

■2001年足协“杀”错了人

青年周末：你2000年又跳槽去了《足球》报，2001年你再一次遭到足协封杀，这次封杀好像对你来说是一个冤案？

李承鹏：对，就是个冤案。2001年，《足球》报有一个泄密事件惊动足坛，其实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当时，《足球》报是我和李响跑最核心的新闻，她得到一部分资源，我得到一部分资源，编辑就把我们俩个的资源整合，写成一篇稿子。当时国家队主教练米卢告诉李响一个消息，李响写了，但足协认为这是泄密的行为，而且因为我和李响一直合写稿子，所以就把我们俩一起封杀了。但这次封杀时间并不长，因为足协有些官员的家属很爱看我写的文章，觉得写得好玩，他们就从中帮忙，说我的好话，后来就很快解禁了。

■在国外根本没有足协封杀记者一说

青年周末：有足球记者说你的每一次解禁都是下一次封杀的开始。

李承鹏：可以这么说，转眼到了2003年，《足球》报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说国资委不能让国有资产的公司搞足球。当时，我正在西班牙跟随国奥队采访，突然国奥队主教练沈祥福拿着一份传真对我说，你看，刚刚足协来的传真说你们报纸被封杀了，不能让你们采访了。不过，在国外采访，还是比较幸运，因为国外的工作人员根本不懂什么叫封杀，在国外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我还照常跟着采访，只不过就用化名写稿。在国内的记者，就被足协轰出了训练场，门口有保安和大狼狗看门。后来，足协还开了新闻发布会说我们《足球》报写了假新闻，要封杀我们的记者，当时，几乎全国的报纸和网站都在力挺我们，他们都觉得足协没有权力封杀一份报纸，而且足协根本拿不出证据证明我们写的是假新闻。最滑稽的是，每次被封杀的事情事实证明都是真的。比如，王俊生是否下课；中国是否有黑哨；中国职业改革是否改偏了，后来这些都被证明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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