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夫在奥运之后回到清华，继续指导那里的学生练习射击　　刘鉴强

在中国的奥运冠军序列里，王义夫绝对很特别。所谓特别，不仅因为44岁“高龄”背后一个不断累加的传奇。在中国运动员当中，王义夫有着特殊的奥运贡献，更对奥林匹克、荣誉、使命等字眼有着特殊的感情和解读方式。当奥运庆功的热浪逐渐消退，王义夫欣然在这次采访中重新梳理自己的奥运情结，在他而言，这也是责任感的一部分。

□本报驻京记者刘鉴强在清华大学近春园西楼三楼，既是学生又是教练的王义夫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接受采访前，他在指导清华的学生进行射击训练。而两个小时之前，作为学生的王教练刚在清华经管学院上完《商法》课。

“还有很多作业要做，”他说，“太忙了。”“太忙”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奥运归来后的日程表里塞满了庆功、采访及宣传活动，但清华开学的那一天，王义夫准时出现在课堂上，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并可以更淡定地面对奥运之后的一切。

王义夫穿着黄底蓝条纹的短袖T恤，脸色红润，气色不错，但看起来有些神不守舍，跑进跑出。刚刚坐下，外面就来了一大拨人，把“王教练”请出去讲话。还没开口，掌声就“哗”地响起来，这个时候让人真切感到，这的确是那个奥运会射击冠军王义夫，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和普通的教练。

讲完话回到办公室，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之前，他的日程上还安排了一个电台的采访。他一边听着外面“叭叭”的射击声，一边有点心神不定地开始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当对话开始，他还是显示出特有的坦诚。

奥运冠军确实给了我物质帮助记者：你从奥运会回来后，走马灯一样参加了很多活动。你得到了什么？

王义夫：第一是荣誉感，国家的荣誉和个人的荣誉。在物质上，也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我的家庭(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变。我的工资2000元，一家人要靠这个生活，难度非常大，所以物质奖励对我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没有这个冠军，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奖励，不可能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

记者：4年前，还有人叫你“千年老二”，这次奥运会后，有没有后怕：如果这次又拿银牌怎么办？

王义夫：有时候也想，如果再没拿金牌，人家肯定会说我如何如何。只要是正常人，都会考虑这些。

记者：拿金牌跟拿银牌，别人对你的态度截然不同，你觉得公平吗？

王义夫：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大家喜欢的都是金牌。我觉得我拿个第二也不容易，但是角度不同，看法就不同，人家觉得是一种失败。可要是中国足球得了银牌，大家会觉得是失败吗？(大笑)记者：有人认为，像王义夫这样的人，才体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

王义夫：这样说有点大了。我只不过干的时间较长，大家亲眼看着我走的每一步，看着我失败，又爬起来，对我有很大的认同感。但每个运动员都不容易，每块金牌都是付出了很多。每一次选拔，世锦赛，奥运会，亚运会，我都是通过选拔选出来的，并没有因为你王义夫岁数大了，就照顾你，让你参加。

记者：所以大家才更钦佩你。

王义夫：也许，这种拼搏精神，在我身上体现得比较强。庆功会上，刘欢唱《从头再来》，我从头至尾跟着唱。我很喜欢这首歌，不管对下岗职工，还是对运动员来说，都是一样的，“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我觉得这歌每句写得都很好，每句我都记得住。在赛场上，训练场上，自己没事就哼哼两句。上次见到刘欢，我还讲，有时间跟你学一学。这歌非常鼓舞人心，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激励你，让你更有斗志，更加坚强。

如果我不参加，中国就缺席了记者：你1992年得到奥运冠军以后，为什么没有见好就收，及时退下来？

王义夫：国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财力物力耗费非常大。

记者：难道完全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前途吗？

王义夫：我觉得是这样的。也许有人觉得我说的调子有点“高”，但实际上就是这样。我刚才也讲了，我的工资才2000多块，开始(训练)是8块钱助学金，到19块5，到27块多。没有国家的保障不可能打下去，这与其他行业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运动员，不是想退就退的。

从1984年到现在，除了许海峰拿过一块金牌和一块铜牌，20年了，在男子汽手枪和手枪慢射上，其他没有一个人拿奖牌，只有我。在欧洲比赛的时候，亚洲往往就剩我一个，全亚洲的人都为我欢呼。在中国，如果我不参加的话，就基本没人了。国家培养一个运动员非常不容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没有人顶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前两年，有人对我说，王义夫你这么大岁数了，老占着这个位置，别人都上不来。所以有时国内的比赛我就不参加了，你们打你们的。但到了亚运会、奥运会，就不是这样了，它不相信你岁数大小，它只相信成绩。这次奥运会上，又是只有我一个老同志。我就在这里扛着，等后边的人上来了，我自然就退下来。

当红旗升起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国家。真是这样，这是一般人感受不到的，我一说，他们就说，唉呀，王义夫，你说的好像调子太高了。不是太高，当有一天，你们站在这个领奖台上，全世界都在看着红旗升起的时候，你再感觉一下，真是不同！哪有全世界都站在你国旗下，看着你升旗的？只有奥运会！这是人类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我说的都实实在在，没有一点夸张的地方。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大家看到我失去金牌后晕倒的情景，其实那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幕。那时我病得非常厉害，在去美国参赛时，是被同事们抬到飞机上的。机长严肃地要我下飞机，说我会有生命危险。可我必须得去啊，我是领头羊，大家都在看着我呢。在奥运村，去餐厅吃饭，都是有人搀我去。为了团队，我不能退下。

记者：有没有感到，现在大家都想制造一个神话，你参加了6届奥运会，大家希望你再创奇迹，参加2008甚至更多的奥运会。你父亲也说：2008年，老两口要到北京看儿子夺金牌。你有没有感到这种压力？

王义夫：老实说，我没有。这事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家需要，二是自己的身体情况。

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多长，舆论的压力是一方面，自己如何把握是一方面，你有成绩，能不能派你出去比赛又是一方面。比赛就出去那么几个人，也不是每次都能派你。很多方面就是在磨合。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就是这样记者：你总是在讲前面所说的“国家培养，人民支持”之类的话，这话人们听了很多遍了，有些人觉得不实在……

王义夫(打断记者的话)：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有人不喜欢这种话，那他们喜欢啥呢？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学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是第一课。我们与现在这些孩子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

由于受教育不同，思想就不同。对现在的孩子讲毛主席语录，他根本不懂，但我们那时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背。“老三篇”，从头到尾，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差，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样。我们从小学就走“五七道路”，做白鞋粉，向外卖，挣不挣钱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会那样？

记者：那时候你最大的理想是做什么？

王义夫：我们那些人的志向，不如现在的孩子这么有出息。有啥理想？毕业后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当时在城市，比农村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月三两油。与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就讲祖国培养，祖国在我心中，就是我的感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荣誉高于一切，这是百分之百！

记者：你在作出选择时，有没有家庭上的考虑，比如要为孩子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形象？1996年，你没拿到金牌的那一年，你说自己很孤独地站在机场，只有5岁的女儿亲了一下你的银牌。

王义夫：没错！没错！金牌和银牌，在老百姓和媒体眼中，还是有差距。当时只有一个记者拍下了我女儿亲吻我银牌的镜头。我当时非常激动，虽然没有流泪，但心情复杂，心想，一定要再拿一块金牌！

记者：你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后，单独去莫斯科餐厅犒劳了自己一顿大餐。这次回来后，如何享受胜利，如何犒劳家人？

王义夫：还没有机会与家人在一起，回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回到清华，与这些孩子在一起，高高兴兴的。

记者：你指的孩子是谁？

王义夫：清华射击队队员。与他们在一起感情是最真切的。他们与你的工作单位不一样，他们跟你接触，与社会上的人与你接触不一样，他们是最诚实最可爱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我心里很踏实。

记者：你已经44岁，在学校里与十几岁二十岁的人一起学习，有没有觉得自己老了？

王义夫：我觉得很好！我心理年龄很年轻，与同学在一起也很自然。我在经管学院读书，偏文科的科目，我还可以，偏理科的，就有些赶不上。因为我们进入专业队时，正是学习的年龄，耽误了很多东西。但我学《邓小平理论》，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都比他们学得好。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些历程啊。

记者：当时你来清华大学时，也许有人说：“这些人又来混文凭镀金了。”王义夫：我们到清华来，就是想实实在在读点书，我从最基本的开始学起，我们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没有达到清华的要求，但是，我们很虚心。清华并不是哪个科目都能让你提高，但它在一点一滴地培养你。清华把我们当作真正的学生来教，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们。还得感谢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合作，走体教结合的路子。

记者：若没有这个项目，你读不了清华？

王义夫：我读不了！我原来经常开车路过清华西门，都没进来过。我非常羡慕在清华读书的人，想进来看一看，见门口有保安，我也不敢进啊。我觉得清华门槛太高了。

记者：你是奥运冠军啊，进去没问题。

王义夫：但是自己的文化水平照清华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不管做什么事，首先要把自己的人做好。做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