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兴奋剂现象在自行车赛车、棒球等竞技体育中有越演越烈之势，原因何在？博弈论或许有助于解开这一谜团

 

自行车赛禁药名单中，最有效者当数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r-EPO）。

这种人工合成激素能够刺激人体产生更多红细胞，从而为肌肉输送更多的氧

许多选手认为，如果别人都在服药，自己还装作正人君子，将无法同对手竞争。我们都不愿意相信体育明星们会偷服禁药，但面对汇总的证据，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不论是自行车，还是棒球、足球、田径等体育项目，过去20年中的绝大部分顶尖选手一直在服用兴奋剂。

现在已经到了思考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而不是争论其是否存在的时候了。

体育中的博弈论

博弈论是研究对局者如何在预知对手策略的情况下选择应对策略，以达到最佳结果的学问。这个理论所针对的“对局”不仅仅是指扑克游戏，或是侧重于战术策略的各种体育比赛，还包括需要作出经济、军事决策乃至国家外交政策的各种极其严肃的活动。所有这些“对局”都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局者会依据公开的选项范围，分析对手的每一“步”行动。

著名的“囚徒困境”就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实例：你和你的犯罪同伙落入法网，被分开关押因而无法串供。你们事先约定大家都打死不招，然而地方检察官给你们开出了下面几个选择：

1.如果你坦白交待而同伙拒不认罪，那么你将获得释放，而他将蹲三年监狱。

2.反之，如果是他坦白交待而你拒不认罪，那就轮到你蹲三年大牢，而他获得自由。

3.如果两人都坦白，每人各处两年有期徒刑。

4.如果两人都不认罪，每人各处一年有期徒刑。

从这些结果来分析，背叛同伴似乎是你的最佳选择。为什么呢？我们首先从第一名罪犯的角度来考虑，他惟一无法控制、又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就是第二名罪犯的选择。假定第二名罪犯始终保持沉默。那么，第一名罪犯坦白交代后结果最佳，可以躲过牢狱之灾；如果保持沉默，结果也还不错，只要蹲一年大牢。因此，对于第一名罪犯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坦白。现在我们假设第二名罪犯认罪。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一名罪犯而言，情况依然是坦白交待胜过拒不认罪——坦白会让他被判两年监禁，否则迎接他的将是三年铁窗生涯。由于两名罪犯面临的情势完全相同，因此无论对方如何选择，对每个罪犯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坦白。

这些选择并不只是理论上的结果。当参与囚徒困境博弈的受试者在彼此间不允许通气的情况下，只玩一次或固定次数的对局时，他们常用的策略就是坦白交待从而背叛对方。如果受试者玩次数不定的对局，那么最常用的策略便是“针锋相对”：每位局中人开始时都会遵守他们先前的约定保持沉默，但随后就会看对方的表现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你义气我也义气，你不仁我也不义。多人囚徒困境的对局中，如果局中人玩的次数多得足以增进彼此间的信任，则可能出现更加合作的模式。不过研究表明，一旦大家都争相坦白而导致背叛成风，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局面。

在自行车、棒球和其他一些体育项目中，参赛者按照一组规则彼此竞争。自行车竞赛规则明文禁止使用兴奋剂。但这类药物极其有效，服用以后又很难检测出来（尽管还是有可能），再加上如果成功将名利双收，因此禁药的诱惑让运动员们无法抗拒。一旦几个顶尖车手依靠兴奋剂而获得佳绩，其他遵规守纪的选手也必定效仿，导致违规之风愈演愈烈。由于违规将导致重罚,于是车手们对此全都保持沉默。因此，通过公开协商来扭转这种局面而使比赛回到正轨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以前的情况并非如此。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许多车手都在服用兴奋剂和镇痛药。直到1967年环法自行车赛中，英国车手汤姆·辛普森（Tom Simpson）因过量服用安非他明而在旺图山赛段爬坡时猝死，兴奋剂禁令才得以出台。即便在辛普森的悲剧之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反兴奋剂条例的执行也时紧时松。由于对服用禁药没有明确的规定，很少有人把使用兴奋剂视为作弊行为。但随着199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博弈矩阵被改变了。

神奇的EPO

所谓的“新生事物”，就是经过基因改造的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r-EPO。普通EPO是人体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激素。肾把这种激素释放到血液中，血液再把它带到骨髓里的受体上。当EPO分子与这些受体结合后，就会促使骨髓产生更多的红血细胞。慢性肾功能衰竭或者化疗都可能引起贫血，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EPO代用品的r-EPO被发明出来。它在造福慢性贫血患者的同时，也被用于耐力型竞技中。

r-EPO与输血的效果相当，但相比输血过程就简单多了。输血时，必须使用输血袋，还得将长长的针头插入血管。如果使用r-EPO，只须将它们装入小小的安瓿瓶，保存在保温瓶的冰块中或酒店的便携式冰箱里，使用时只要注射到皮下即可。

r-EPO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选手们的红细胞比容（HCT）上，即红细胞在血液中所占的体积百分比，这项指标是可以直接测出的。红细胞越多，能够输送到肌肉的氧就越多。对男性来说，HCT的正常值约为45％。训练有素的耐力型运动员，HCT值可维持在50％上下；使用EPO以后，该值可提升到60％以上。1996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比亚内·里斯（Bjarne Riis）的绰号就是“60％先生”，去年他亲口承认使用过r-EPO，因此HCT水平才如此之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体育运动中，药检执法者与偷用禁药者之间的较量，就好比自然进化中，捕食动物与被捕食者之间的抗争。依我看，执法者已经比违法者落后了5年，而且这5年的差距将一直延续下去。服药带来的好处极大，会刺激选手想出新招去对付那些禁药政策。除非执法者也能看到同样的好处，否则将永远在这场竞赛中处于下风。1997年，由于还无法检测r-EPO（此种检测手段2001年才问世），主管自行车赛事的机构——国际自行车联盟（UCI）把HCT指标上限定为50％。很快，车手们发现他们可以超过这一上限，他们采用的是当时规则允许并频繁使用的一种方法——注射盐水进行再水化（rehydration）。因此，该项规定很快就失效了。

反兴奋剂新规则出台后，选手们又有什么新的应对招数呢？我直截了当地向现年32岁的职业自行车手乔·帕普（Joe Papp）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曾因合成睾丸激素药检呈阳性而遭到禁赛处分。回忆起他分到“神秘黑药”的那一天，帕普解释说，他面临的已不是道德上的抉择，而是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有组织使用兴奋剂的车队里，面对兴奋剂，你就只能二者择一：要么吞下它，跟上大伙；要么扔掉它，也许就此断送职业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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