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国家队受中国足协领导，俱乐部队受地方俱乐部投资人领导，和我们所知的很多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有点像，前者很讲政治，后者只对市场感兴趣，但现在已不太存在某市针织二厂在国际上竞争，却有大量温州广州的制衣公司对美贸易顺差。

每当打韩国日本国家队时，足协领导就会进行慷慨的赛前讲演，据我所知曾经有位领导曾经用八年抗战和南京大屠杀来鼓励将士们赢下比赛，虽然这不无道理，但也有点二，因为从年龄而言那些球员的爸爸都没赶上抗战，说了也白说，有位球员下来后还在日记里感叹“抗日英雄刘胡兰死得真伟大真光荣”，还好，他没提起“抗日英雄”董存瑞，呵呵。

没有达到普及历史的作用，却给球员凭空制造很大压力，大赛之前宣誓、开会是自然的，领队还会骄傲地说“打日本韩国我们不用战前动员”，昨天请教赋闲在家的郎效农，他也承认国家队的压力远远大于俱乐部队，俱尔部好像还没有制造出“队委会”“领队”这样神奇的政治委员角色，有，也是一个称呼而已。

郎效农认为，中国跟日韩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我们心理压力大，中国俱乐部顶级水平与日韩没有差别，但我们顶级球队的数量比日韩少，所以在组建国家队时这种量化的差距就出来了。

老郎说得很有道理，别人可以找出三个郑智四个韩鹏六个王栋，我们不能，一遇受伤就掉链子，整体水平打了折扣，所以俱乐部成绩还不错，需要N个1+1+1……的大兵团作战的国家队时就不灵了。

中国俱乐部差距远远没有国家队那么大，03年开始，韩国足协秘书长总向郎效农诉苦：哎，怎么又碰上大连实德了。日本足协干事们也诉苦中国球队不好打，这是相对中国国家队而言，无论对韩对日，几乎每一年中国俱乐部队的规律都是输一场必赢回一场，有些年份还一胜一平稍占上风。日韩球队总不能如他们的国家队那样拥有对中国国家队绝对的自信。

我选择正式命名“亚冠”的2003年作为中国与日韩俱乐部比较的初始年份是因为：三国都经历了约十年的职业化过程，相对步入成熟的职业理念，而且从这一年开始亚冠才真正成为具有国际标准的洲际赛事，之前的亚俱杯、亚优杯因亚洲俱乐部的稚嫩而缺乏严格参考性。

我惊讶地发现，从03年到06年，日本球队居然从未从亚冠小组出过线，这还不如中国俱乐部球队出线次数多。我问老郎这有没有日韩球队对亚冠联赛不重视的原因，老郎认为从他和日韩足协、俱乐部接触来看没有这个原因，“他们很重视，前几年只是因为总被中国俱乐部队赢，而小组又只能出线一支球队”，我知道的一个佐证是，很多有资格参加亚冠联赛的日韩球队赛季前大量更换外援，其实就是为了夺取亚冠好名次，他们中一些俱乐部选聘教练时，亚冠成绩也会成为帅位的指标之一。

与中国国家队与日韩国家队的绝对劣势比，中国俱乐部与日韩俱乐部亚冠六年来总战绩为二十七战十三胜四平十负占上风，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差异。如果说俱乐部间比赛一个变数是“外援”，但日韩外援并不比中国俱乐部外援差是事实，特别是日本，早年还找来斯托伊科夫、济科、法尔考、莱因克尔这样的过气球星以及包括温格这样的顶级教练，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并不在球员或教练的个体差距，而在于三个国家在国家队整体运作层面上有差距，但在俱乐部层面上无差距。

不知中国足协看了这组数据对比后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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