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遭遇到了以美国为首的抵制，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奥运会“抵制事件”。“政府开始对运动员说，不要去参加奥运会。”总理弗雷泽呼吁运动员们不要去莫斯科，因为前苏联侵略了阿富汗。
澳大利亚运动员弗雷斯特记录了这个抵制的过程：“当时我排在世界前5名。我很幸运：正碰上女运动员出成绩的年龄。莫斯科是我的最佳赛场。然而，在我们为奥运会做准备期间，我们反复被告知神圣和平的奥运会只是苏联的宣传秀。任何打算去莫斯科参赛的西方选手将被看成叛徒。”
后来，还是有一些运动员没有听政府的话，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奥运会。从1976到1980年，这是澳大利亚奥运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度过艰难期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决定重走体育强国之路。
创建国家体育学院
必须有一种方式拯救严重下滑的体育成绩。这时，澳大利亚内务部长鲍伯·埃里克特找到了凯文·高斯帕，适逢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时期，但创建体育学院的想法已经要迫不及待地实施。“他邀请我出任体育学院院长。”高斯帕说，“体育学院位于堪培拉，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点，他们投入7000万元的巨资兴建体育综合楼，以及一个大型的室内体育馆、一个体操馆、一个室内足球场、数片室内网球场地、一个室内游泳池、一个曲棍球场、一个举重馆。”
高斯帕接受了鲍伯的邀请，他出任了5年的体育院长，直到1985年约翰·布鲁姆菲尔德成为他的继任者。“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第一次为这个国家的体育精英们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毫无疑问，我们也必将提高澳大利亚运动员在奥运会中的成绩。”
伊恩教授认可高斯帕的说法，他说：“其实，从二战结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和民间就一直围绕着是否加大奥运会投入做着争论。就是从体育学院开始，真正的投入加大了。”
他指的是墨尔本奥运会在成功申办之后。“因为二战刚结束，很多人连房子都买不起，没有住的地方，那时不是像现在几乎家家都有别墅。一些人认为钱应该花在基础建设上，很多人都主张不要办奥运会。”在争论中，墨尔本奥运会差点废掉。
这一次，在对国家体育学院的建设上，政府是动了真格的，因为这时的澳大利亚经济已经完全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们只不过会在每年的4月25日举行盛大的“澳新军团日”来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人，用绵羊出口全球换取的外汇和广袤的土地带来的巨大粮食收益，已经使这个近乎完全农业化的国家有能力在体育上创造更大的成绩。
对于爱好体育运动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体育，实在是一张必须好看的脸面。1981年，体育学院正式成立。它其实是一个专门为大赛做准备的训练中心。4月23日，记者在堪培拉西北郊的澳大利亚国家体育学院看到了正在为北京奥运会备赛的运动员。“瞧，他们都是要去北京奥运会的。”引导参观的讲解员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训练场里，澳大利亚男排国家队正在分组训练，在与之相邻的训练场里，一些运动员正在练着体力。
几乎每个训练场里都在加紧备战，在体操馆里，一位中国面孔的教练正在指导几个10来岁的孩子训练。“体育学院网络了全球各个国家的优秀教练，来自中国的也不少，他们主要在体操等项目上帮助澳大利亚的运动员。”伊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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