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肖良志报道

SOS！职业化14年之后，青少年球员培养严重衰败，已经危及到了中国足球的生存。

青训主要包括职业俱乐部梯队建设、社会办足球学校、省市业余体校等方式，除了职业俱乐部特别是中超梯队建设比较正规、健全外，其余渠道基本衰竭。如果再不找到扩大青少年足球人口的模式和体制，中国足球今后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

青少年足球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足球发展水平的最有力数据。欧美足球强国动辄1000万、2000万，近邻日本正在向着250万的目标努力，中国目前在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足球人口只有3万，相对2亿7千万青少年来的基数，比例低的令人难以相信。

这个数字是随着职业化的开展而骤减的。早在1995年时，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尚有65万(指报名参加中国足协U系列全国赛事的球员)；2000年萎缩到61万；2005年急剧下滑到18万；至2007年，只剩下3万。主要原因就是职业化之后，各省市的体育局下属的业余体校几乎全都砍掉了“投资大、产出少”的足球项目；社办足球学校由于自身的缺陷，办学思路和方向出现重大偏差，又没有全国性的政策扶持，几乎全军覆没；职业俱乐部除了急功近利的梯队建设之外，不会承担为社会培养青少年球员的责任，即使承担，也是杯水车薪。结果，萎缩在所难免。

最显著的就是“社会办足球学校”。职业化初期，在家长憧憬儿子挣大钱思维的推动下，短短4年内，全国居然“冒”出社办足校4200所左右，中国足坛一片人丁兴旺。好景不长，由于绝大多数足校为职业队输送人才很少，加上长期集中缺失了文化培养，很多球员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家长不再让孩子到足校踢球。2008年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目前只剩下38所社办足校。

期间，中国足协没有明确的青少年足球大纲，没有明确的全国性的政策，没有切实可行的全国模式，放弃了对青少年足球人员的发展和培养，片面看待社会、市场和俱乐部培养青少年球员的能量，是造成目前惨淡景象的重要原因。比如，阎世铎在任时，尚且有9个足球大区展开U系列比赛，最后参加全国决赛圈比赛。而且，每个大区的每个U系列比赛要有100支队伍参加，这样每个大区就有总队伍数300支，9个大区就是2700支，中国足协曾经每年向各大区拨款100万的经费。但是，2005年之后，囊中羞涩的中国足协不再支付100万元的比赛费用，大区赛消失。可以说，青少年人口极度萎缩，主要在于中国足协没有承担起责任。

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政策和措施，也没有真正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手搞好校园足球工作，导致缺失了青少年足球人口最大最为集中的阵地。而且，中国足协始终没有真正意识到体育局取消业余足球体校的危害。全国参加全运会和城运会的省市累计相加接近100个，在“金牌战略”和“收缩战线、突出重点”的杠杆下，绝大多数体育局砍掉了足球，大力发展夺牌项目。失去业余体校的支持，青少年足球人口剧减到3万不足为怪。

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在阐述“50年规划”时透露，2025年，足球人口要达到250万(目前150万)，国家队进入世界杯前十；2050年，足球人口要达到500万，在日本再次举办的世界杯上，国家队要打进决赛，甚至获得冠军。川渊不是信口开河，在日本，2年前足球就写进了教学大纲，足球人口当然成倍增加。而且，日本孩子到足球发达国家踢球和学习的现象很普遍，目前在欧洲五大联赛、二流联赛以及南美足球发达国家“镀金”的人数接近3万，10年之后会很可怕。

省市体育局消减足球投入，社办足校几乎全军覆没，培养青少年足球的责任就落在了职业足球俱乐部身上。但是，俱乐部与生俱来的市场性，造成他们急功近利，不可能承担社会和中国足协的责任。即使如此，16支中超俱乐部的三线梯队大多都是健全的，他们拥有的U系列梯队总共超过45支，人数大约为2100人。这对于整体的足球人口来说，当然是杯水车薪。

在绝大多数俱乐部梯队，球员都是自己交钱，俱乐部真正为梯队投入的资金实在太少。国外俱乐部一般占全部年总投入的10%至12%，中国不超过4%。

职业俱乐部的梯队模式，实际上还是“家庭出钱＋俱乐部梯队建制”。其实俱乐部在预备队(二线队也就是U19)的投入算是最大，因为这些球员会有津贴，甚至较低的工资。正是因为如此，预备队是短命的，在输送完几名球员之后，就会立即解散。所以，2007年参加中国足协U19的预备队队伍有32支，到2008年的时候就锐减到了17支。

中超梯队建设还算完整，主要是得益于2003年制定的“中超准入制度”。当时，以郎效农为首的中超改革家，力主必须达到准入制度的要求，才能进入中超联赛。正是因为这些强制措施，当时包括金德在内的14个中超俱乐部，以最快的速度购买了二线、三线和四线梯队，并一直保持至今。

根据记者的调查结果，16支中超俱乐部梯队分布情况如下：山东鲁能拥有全国最好的潍坊足校，这是梯队的大本营，大约有400名学员，梯队有二线、三线、四线、五线，甚至还能组织出六线队，纳入鲁能俱乐部梯队的人数在140人左右；天津泰达梯队建设比较完善，二线、三线、四线、五线梯队健全，五线队实行走训制，六线队曾经大力筹建，也有20名左右的小球员，梯队总人数大约在150人；长春亚泰队二线、三线、四线梯队健全，全部人数大约有90人；浙江绿城二线、三线、四线队正式存在，五线队也有不少球员，总人数在100人左右。

辽宁和大连的二、三、四线队总人数都在110人左右，实德俱乐部还和东北路小学合作，长期从那里购买球员，实际上实德的梯队和准梯队人数达到200人。

青岛、西安、广州、北京国安、深圳、长沙金德、武汉等队伍三线队伍都健全，人数各自在90人左右；成都谢菲联的梯队增加至五线队，球队人数大约在110人；广州队此前在向中国足协申报的时候，U17和U15梯队的人数都在30人左右，三支队伍的数量在95人左右。比较意外的是上海申花，老板朱骏居然解散了预备队，缩小三线、四线队的规模，人数大约在50人左右。

上述所有俱乐部梯队的人数加上各自足校的青少年足球人口，总人数在2100人左右，这是职业俱乐部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朱骏说，职业俱乐部很难培养青少年，所以解散了预备队。同样，其他俱乐部的观点也是如此，因为那是社会或者中国足协的责任。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大多数俱乐部的梯队当中，似乎当地人口很少，大多还是从那些足球相对发达的地区去找，比如从武汉、大连、辽宁等地方买。即使鲁能足校，外地的学员也是比例很大。北京国安的二线队有50%来自外地，三线和四线队则超过了70%。

如此严峻的形势，国家体育总局高层也非产关注。在2月份的东亚四强赛期间，总局领导就要求中国足协在调研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青少年足球发展方案，充分发挥地方体育系统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足协才有了目前的全国7大区、39个省市的调研，目的就是“让足球回归体育系统，依靠举国体制，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社会办足球学校从4200所直线下滑到现在的38所，证明依靠市场根本行不通。现在的路子就是“依靠政府，依托社会和市场”。

不过，在经过14年的职业化改革以后，地方体育系统的业余体校、运动学校，几乎都砍掉了足球项目，重新拾起的难度很大。在调研过程中，那些足球落后甚至比较贫穷的地区体育局的领导就表示，全运会和城运会都是“金牌战略”，搞足球还不如花100万甚至200万买一个能够拿金牌的运动员。因为，搞足球每年一支队伍至少投入150万，4支队伍就是600万，4年就是2400万，花费巨大还不一定有成绩。

如何改变一些体育局的金牌思维，或者让他们在看重金牌的同时也重视足球？这已经不是中国足协所能做到的，必须通过总局，联合教育系统，甚至更高层来协调和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总局和教育部的红头文件，体育局在审批资金上存在较大困难，而且足球还是很难真正走入学校，足球人口的提升还是非常困难。

最主要的是，就是像日本那样，由教育部门直接将足球纳入到教学大纲当中。一旦中国足协确定了方针政策，比如把足球放到校园，那么发展规模相当可观。以广州一个城市为例：中学400所，小学1000所，每所学校按400人计算，一个广州市的青少年足球人口就是56万，推及到全国，数字非常庞大。